再看看目前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如钢铁、有色等原材料产业以及风电、光伏等所谓新兴产业，都与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参与密不可分。

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而这依赖于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的购买力。

劳动者的工资和劳动力的素质有很大关系，一般是呈正相关关系，劳动者素质越高，工资也越高。所以，说我国劳动力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低于其价值，是有根据的。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将收入差距抑制在一定限度内，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而且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一个条件。转让土地使用权得到的收益就是一种财产性收入。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搞出这套东西来呢？因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在新创造出来的价值一定的情况下，工人分配得多了，资本家就拿得少了，工人工资部分多了，资本家的利润部分就要减少。

西方主流经济学编出这套理论实际上是想掩盖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的利益关系。现在一些人鼓吹国企私有化，那是不行的。如果全是一难那就太好办了。

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税收以外的非税收入很多，所以加起来以后到了30%多。那么，什么叫做新型城市化？原来那个旧在什么地方？这个新又新在何处？我觉得政府还只是刚开始有了模糊的意识，我们媒体和学界自己更糊涂就没希望了。美国人炒股一年以内卖出的要交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到40%左右，长期炒股也要交20%的资本利得税，金融危机特殊优惠了也是15%，我们这个税完全没有。因为财政体制现在的分配完全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特别是完全是有利于体制内的。

但隐性收入如果真有这么大，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就不低了。我们没有遗产税，没有赠与税，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

当然，喊减税，这老百姓都欢迎，现在在媒体上能看到的全部意见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要求减税，这所有人都欢迎，是个时髦的口号。所以，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今天那么多重量级嘉宾高谈阔论"重返民富之路"，想是说的什么意思？再回到我今天参加的这个分论坛的主题，叫做"深化财税分权"，这个我也没有太搞懂。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是如此，所以现在开始争论外来人口能不能参加本地高考的问题。我说这完了，这不是新型城市化，这是旧式城市化。

如果网民能代表民意，也就意味着中国人的偏好是最好个人所得税取消才好。因为在西方国家，反腐败主要不是靠我们的纪委，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税务局。动摇这个东西后面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税收体制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大家喜欢听的自欺欺人的减税，而是怎样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

所有人最害怕的都是税务，因为每个人都逃不脱。你可以增加税收，然后增加福利，也可以减少税收减少福利，但是唯一不能持续的就是减少税收增加福利，这个是混不下去的，这也是今天美国和欧洲撑不下去的原因。

税收是国家的法定收入，非税收入本来就是不够正规，只能是偶然性和零星性质的。所以富人显然也没有变穷。

所以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其中有政府的阻力，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各界精英的阻力。但是，我要说实际上中国税收体制主要问题，并不是现在人们主要攻击的国家税负太重，在我来看并不多。美国和欧洲的全部难题就是一边要减少税收，一边要增加福利。这个模式就是把土地资源集中给少数大开发商。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还在渲染说结构性减税只见结构不见减税，我觉得这个套话说辞其实并不客观。这两件事真做到了，政治改革就已经完成一多半了。

因此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的税收制度还停留在18世纪原始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我们必然有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举个例子，我们的办公楼，最近有的地方把办公楼搞的富丽堂皇，比人民大会堂还气派。

如果真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把非税收入主要是土地收入拿掉，税收的主要问题就不是砍总量的问题，就不是减税的问题。我们现在设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包括我们唱高调，说套话，讲市场化、攻击别人都可以，但是当所有这些东西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落到有话语权的精英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这是中国能不能真正前进的关键。

况且从根本上说，这本来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美国刚结束的大选辩论的话题是欧洲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因为美国人认为欧洲的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调节太厉害了，搞的是社会主义，美国人是不干的。

你去搞选举最多四年、五年投一次票，而且到时候可能还不去，你说今天我要送孩子上学，就不去投了。所以劳动一辈子未必买得起一套房，但囤两套房就可以移民了。那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住得起豪宅？但是人家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靠这套制度安排。为参加财经年会，我专门浏览了这类会议的议程和历年年会的介绍。

因为没有这个调节，贫富差距一定很大，而且越来越大。旧城市化的要害就是土地的城市化与人口和户籍城市化脱节，少数人利用土地发财牟利,把地价房价搞得很高。

其实，原来我们倒卖土地的财政是和旧式城市化配套的东西，新型城市化是不能搞这个的，这是我们财经媒体并没有搞清楚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非税收入非常主要的一块是靠倒卖土地来的。

当然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他们是国民，他们在这个城市有工作，就有给自己搭一个窝的权利。

由于劳动成本持续增加，企业家都喊生产成本上升太高太快了，所以很多产业要向东南亚转移。我还上了一趟洗手间，厕所很小，不太方便。勤劳不能致富，财产可以暴富，中国何来创新发展？从税制来看，美国共和党右派的主张拿到中国来也是很左派了。富人是不是变穷了？好像也不是。

这个碰的是什么？这个碰的不是腐败，碰的是特权。很可惜我们媒体，包括学界对这个问题说法也不一，起码没有把它作为重要问题更不是首要问题，而去扯一些什么分权之类的鸡毛蒜皮。

美国国务院自己是没有地方招待的，找一个公关公司安排全部议程，客人来了安排在商业化的宾馆里面，会议都是在外面开，而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自己限制对外的内部设施。所以，我一直说收入分配的改革第一步不能盲动，要放到后面逐步去撼动。

就目前来看，可以说倒地财政在城镇化的口号下还在继续蓬勃发展，我看媒体上也在推波助澜，市场上炒作的基本也都是这一套。我曾经去过日本众议院议员办公楼，日本众议会议员不是我们人大代表，首先人少只有几百人，其次更重要的是谁在议会里面占多数就组成政府，所以议员是真正的权力精英，他们的众议会议员至少相当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